有觀點分析，武漢病毒所提交的專利申請，針對的是瑞德西韋抗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用途；此前該藥用于抗埃博拉病毒，用來抗新冠病毒屬于已知藥品的新應用，可以申請醫療用途發明專利。然而，醫療用途專利制度本身也面臨著類似的質疑。

鑒于歐洲最早保護醫療用途專利，本文從歐洲醫療用途專利制度的發展與現狀的角度解讀上述三個質疑。

歐洲專利局未持第二種觀點。當然，也未持第一種觀點，因為它放棄審查產品本身是否新穎，只審查“醫療應用”的新穎性。在其1984年做出的著名判決中（G05/83），歐洲專利局擴大上訴委員會認為，新穎且非顯而易見的“應用”構成發明，符合授予歐洲專利的宗旨，同理“從藥品的新的醫療用途中推斷新穎性似乎是合理的”，“即使制造藥品過程與使用相同活性成分的已知過程沒有區別”。

換言之，即使藥品是舊的，制造過程也是舊的，也不能排除有的醫療用途是新的。

二、“診療方法”還是“用途限定產品”？

已知藥品的新用途專利申請的第二個障礙在于，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不能成為專利授權的客體，該禁止規定在中國（專利法第25條）、歐洲（歐洲專利公約第53.c條）以及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普遍確立。為了避免權利要求落入歐洲專利公約劃定的“不可授予專利客體”范圍內，瑞士企業率先使用了制備型權利要求類型，后在多個國家被廣泛承認，被稱為“瑞士型權利要求”。該類型權利要求典型形式為：“物質或組合物X在制備用于治療Z疾病的藥物的用途（Use of a substance or composition X for the manufacture of a medicament for therapeutic application Z）”。

“瑞士型權利要求”利用了傳統的二元劃分，即診療方法雖然不可獲得專利，但在診療中使用的藥品是可以獲得專利的，將醫療用途撰寫為藥品制備用途，從而繞過診療方法不可獲得專利的障礙。假如將權利要求書撰寫為“化合物X在治療Z疾病的用途”、或者“通過使用化合物X治療Z疾病的方法”，這種形式太接近于不可授予專利的診療方法。不否認“瑞士型權利要求”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更容易獲得授權，但也存在固有邏輯漏洞：該撰寫方式更側重藥品制備，而非藥品制備后的后續使用方法；但是，上文提及，新穎性的判斷卻是從后續新的醫療用途中推斷出來的。

歐洲專利局于2010年做出的G2/08號判決中，認為“瑞士型權利要求”涉及“一種特殊的新穎性判斷路徑”，之所以與傳統判斷方法不同，原因在于2000年前的歐洲專利公約未明確二次醫療用途的可專利性，僅明確了物質首次醫療用途的可專利性；為讓二次醫療用途不致被排除在專利保護范圍外，特殊判斷路徑實屬權益之舉；既然2000年修訂的公約第54（5）條承認了二次醫療用途的可專利性（見上文），根據法諺“法律存在原因消滅，法律亦消滅（Cessante ratione legis, cessat et ipsa lex）”，特殊判斷路徑也應隨之終止。因此，現行《歐洲專利審查指南》指出，“如果權利要求的主題的新穎性僅在于藥物的一種新的治療性用途，那么該要求不能使用‘瑞士型’權利要求的格式?！?/span>

我國參照歐洲曾經的做法， 允許以“瑞士型權利要求”的形式保護已知產品的新用途。我國《專利審查指南2010》規定，如果物質是用于制造藥品，則可依法被授予專利權。因此，“診療方法不授予專利權”的禁令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礙。

三、是“跨過搶注”還是“專利布局”？

一方面藥物研究成本不斷上漲，另一方面公眾健康安全需要得到迫切回應，“舊藥新用”在節省研發時間和資金成本方面對制藥企業存在很大誘惑。歐洲專利法鼓勵企業投入成本研究已知藥品的新用途，克服各種質疑和障礙，為新用途研究提供了保護工具：醫療用途專利。雖然類似的質疑在專利保護實施過程中不斷被再度提及，例如近日的“瑞德西韋”專利申請，但是對醫療用途專利的保護卻在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國家得以確立。

研究“舊藥”的新用途，不限于研究自己享有知識產權的舊藥，也可以研究他人的舊藥。當新用途較之現有技術具有新穎性且非顯而易見，有理由對新用途申請專利授權，以回報新用途研發與試驗成本。因此，研究他人享有知識產權的已知藥品的新用途，提出使用技術方案，并提出專利申請，是一種專利布局行為，體現了專利保護和運用意識，不構成“搶注”。

武漢病毒所申請行為更談不上“跨國搶注”。專利保護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一國授予的權利僅在本國有效。正因如此，美國吉利德公司早已對“瑞德西韋”進行“全球專利布局”，通過國際申請指定中國保護以及在中國提出申請等多種方式，獲得在中國范圍內有效的藥品專利權。因此，武漢病毒所不涉及“跨國”問題，而涉及技術方案是否具備符合我國專利授權條件新穎性、創造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