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訴令在標準必要專利訴訟中的運用

（一）禁訴令的起源

所謂禁訴令（anti-suit injunction），即指禁止當事人在其他法院訴訟的命令。該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國。在早期的英格蘭, 由于王室法院和教會法院在案件管轄權上的重疊, 王室法院常用禁訴令限制當事人在教會法院訴訟。此外，禁訴令也被衡平法院用于與普通法院爭奪案件的管轄權。19 世紀初期，隨著英國對外貿易和經濟活動的擴張，英國法院又開始以禁訴令解決國際訴訟競合問題, 通過頒發禁訴令, 命令當事人不得在外國法院起訴或參加外國訴訟程序。在此后，為鞏固和提升倫敦作為國際商事及海事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英國法院除在訴訟案件中對一方當事人下達禁訴令外，還對仲裁程序中的當事方下達禁訴令，禁止其在外國法院提起訴訟，以配合和支持倫敦仲裁事業的發展。除英國外，同屬英美法系的美國也有禁訴令制度。美國的禁訴令制度雖然源于英國衡平法，但其規則主要由美國各聯邦法院在有關判例中創設。

（二）標準必要專利領域禁訴令的域外實踐

從有關禁訴令的司法實踐看，英美國家一般在傳統商事特別是海事爭議中下達禁訴令，但隨著無線通信技術的發展，特別是3G和4G標準大規模商用后帶來無線通信領域標準必要專利平行訴訟的增多，催生了法院在標準必要專利爭議中也下達禁訴令的情形。比如在微軟訴摩托羅拉案件中，微軟以摩托羅拉發出的許可費要約違反公平、合理、無歧視（FRAND）許可義務為由，于2010年11月向美國華盛頓西區法院提起合同違約之訴。2011年7月，摩托羅拉在德國曼海姆地區法院起訴微軟侵犯其兩件德國標準必要專利。2012年3月，微軟向華盛頓西區法院請求臨時限制令，阻止摩托羅拉申請執行其在德國侵權訴訟中可能獲得的救濟。2012年5月，德國曼海姆地區法院判決微軟侵犯摩托羅拉的兩件德國標準必要專利，并要求微軟在德國停止銷售有關侵權產品。之后，華盛頓西區法院將臨時限制令升級為臨時禁令，禁止摩托羅拉申請德國法院執行永久禁令。摩托羅拉不服，上訴至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但被駁回。

又比如，在英國高等法院處理的康文森訴華為、中興案中，康文森于2017年7月向英國高等法院起訴華為和中興，主張兩被告侵害其4件英國標準必要專利，并請求法院確定其全球專利組合的全球FRAND許可費率。2018年1月，中興在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康文森，請求確認康文森違反FRAND義務，并請求法院就康文森所擁有的中國標準必要專利組合裁判FRAND許可條件。隨后康文森向英國高等法院申請禁訴令，要求中興撤回在深圳中院的起訴。后因中興承諾不會在深圳中院的訴訟中尋求禁令以限制康文森在英國的訴訟，并刪除了請求法院確定康文森違反FRAND義務的訴訟請求，英國高等法院拒絕了康文森頒發禁訴令的請求。

除上述案例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區法院處理的蘋果訴高通案、德克薩斯州東區法院處理的PanOptis訴華為案、加利福尼亞州北區法院處理的華為訴三星案等案件中，也都涉及禁訴令或禁執令的問題。

(三）標準必要專利爭議引發禁訴令的場合

綜合分析國外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案例，有關標準必要專利爭議引發禁訴令的情況主要發生在以下兩種場合：其一，專利侵權訴訟與許可違約之訴/許可費率訴訟相沖突的場合，即權利人基于其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向一國法院起訴標準實施者侵害其專利權，要求其停止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而標準實施者則在另一國法院提起許可違約之訴或許可費率訴訟，請求法院確認權利人違反了FRAND許可義務，或者請求法院確定雙方之間的許可條件；其二，不同的許可違約之訴/許可費率訴訟相互沖突的場合，即權利人向一國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其在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中是否遵循了FRAND原則，或直接請求法院確定雙方之間的許可條件，而標準實施者則向另一國法院就相同的訴請提起訴訟，要求另一國法院就該項內容作出裁判。

在第一種場合下，標準實施者基于其向另一國法院提起了請求裁決雙方之間許可費率的訴訟，基于該訴訟可以解決雙方之間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爭議的假設，標準實施者據此申請受理其訴訟的法院發布禁訴令或禁執令，以阻卻權利人對其發起的侵權之訴或者阻卻侵權判決的執行。在第二種場合之下，由于不同國家的法院分別受理了權利人和標準實施者各自提起的許可費率訴訟，該兩起訴訟的訴訟請求可能會相同（如均要求法院裁決雙方之間因實施標準必要專利的全球許可條件），也可能存在著包含關系（如在一國的訴訟涉及雙方在全球范圍內的許可條件，而在另一國的訴訟則僅涉及特定國家或地區的許可條件），但不論是訴訟請求相同還是有部分重疊，權利人或標準實施者均有向受理本方起訴的法院提出禁訴令之動機，以阻止對方在其他國家提起同類訴訟，或要求對方撤回已提起的訴訟。

除上述兩種場合外，在標準必要專利領域還可能存在權利人起訴標準實施者侵權，而標準實施者又起訴權利人壟斷的情形，以及權利人與標準實施者互訴侵權的情形。不過，鑒于反壟斷訴訟的公法性質，涉及一國對本國市場競爭秩序的規范，較少有針對標準實施者提起反壟斷訴訟尋求禁令的情形。而在權利人和標準實施者互訴對方侵權的場合，由于各個侵權之訴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判斷關系，就具體個案而言并不存在訴請相同或重疊的情形，一般也不會發生申請禁訴令的問題。

二、中國有關禁訴令的規定及司法實踐

（一）中國法律有關禁訴令的規定

與英美國家法院主要援引判例法、有著很多與禁訴令有關的先例不同，我國法律并沒有關于禁訴令的明文規定。1999年頒布的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五十一條有關海事強制令的規定，可以視作我國與禁訴令有關的最早規定。繼海事強制令制度后，2001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又確立了訴前停止專利侵權行為制度。至2017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通過時，有關行為保全制度成為訴訟保全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第一款的規定，人民法院對于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案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對其財產進行保全、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隨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通過了《關于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知產行為保全規定），對知識產權糾紛中當事人申請行為保全的管轄、申請要求、審查標準、復議及救濟等作了全面的規定。

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所規制的行為保全事項而言，其基本指向應是約束一方在生效裁判作出前，停止正在實施或可能實施的被訴侵權或者違約行為，以免給對方造成額外或者加重的損害；又或者約束一方在生效裁判作出前，不得實施規避法院生效裁判執行的行為，以保障判決的順利執行。但從該條“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的表述分析，該條所禁止的“當事人一方的行為”的具體范圍應是非常寬泛的，只要當事人所實施的行為會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其他損害，又或者會導致判決難以執行，均可能在禁止范圍之列，而不局限于受訴法院正處理的被訴侵權或違約行為，又或者局限于轉移、隱匿財產等直接規避裁判執行的行為。因此，一方當事人向其他國家或地區法院提起訴訟的行為，如果會造成本案判決難以執行，又或者會對提起本案訴訟的當事人造成其他損害，均可能被納入該條規定的受限行為之列。最高人民法院在華為訴康文森案中下達的禁執令，也印證了該種判斷。

（二）中國法院有關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的實踐

在華為訴康文森案中，華為在2018年1月向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其在中國制造、銷售、許諾銷售移動終端產品的行為不侵害康文森在中國的3件標準必要專利，并請求法院裁定康文森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對華為產品的許可條件，包括許可費率。2018年4月20日，康文森向德國杜塞爾多夫法院起訴華為侵害其3件德國標準必要專利，該3件專利與南京中院訴訟的3件專利為同族專利。2019年9月，南京中院就康文森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對華為產品的許可條件作出判決?？滴纳环粚徟袥Q，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案件二審期間，杜塞爾多夫法院于2020年8月就康文森起訴華為的侵權案件作出判決，禁止華為及其德國關聯公司在德國銷售、使用、進口或擁有相關移動終端產品。華為隨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為保全申請，請求責令康文森不得在中國訴訟案件終審判決作出前申請執行杜塞爾多夫法院所作的停止侵權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后予以同意，并駁回了康文森的復議申請。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華為訴康文森案對康文森作出禁執令后，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小米訴交互數字公司標準必要專利使用糾紛案以及隨后的三星訴愛立信標準必要專利使用糾紛案中，也均下達了禁訴令。其中，在小米訴交互數字公司案中，小米于2020年6月向武漢中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按照FRAND原則確定雙方之間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所涉專利的全球許可費率或費率范圍。2020年7月，交互數字公司向印度德里地方法院起訴小米及其印度關聯公司侵權，并請求德里地方法院對小米的無線通信終端產品下達臨時禁令和永久禁令。2020年9月，應小米的申請，武漢中院作出行為保全裁定，要求交互數字公司撤回并不得申請執行對小米的臨時禁令和永久禁令，同時不得向中國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法院再行尋求裁定雙方之間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

在三星訴愛立信案中，三星于2020年12月7日向武漢中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依照FRAND原則確定愛立信持有的4G、5G標準必要專利對三星通信產品的全球許可條件。12月11日，愛立信向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法院起訴，請求法院確認三星在許可談判中未履行互惠許可義務、未遵守FRAND承諾，同時確認愛立信的報價符合FRAND原則，并判決三星按照FRAND原則許可愛立信實施其標準必要專利。12月14日，三星向武漢中院申請禁訴令。25日，在三星同意在愛立信遵守禁令義務期間持續追加擔保，且不主動以其持有的4G、5G標準必要專利尋求對愛立信產品禁令的前提下，武漢中院作出裁定，要求愛立信不得對三星的產品申請或執行禁令，不得向其他法院申請裁決本案專利的許可條件或申請確認其是否履行了FRAND義務，也不得向其他法院申請要求三星撤回本行為保全申請。

（三）對中國法院適用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的初步總結

就禁令內容看，上述3起案件雖均涉及對被申請人在外國法院訴訟行為的約束，但在禁令事項和范圍上有著較大的差異。具體而言，華為訴康文森案件的禁令內容為禁止被申請人申請執行外國法院有關停止侵權的判決，該禁令實際上屬于禁執令的范疇。小米訴交互數字公司案的禁令則屬于標準的禁訴令，包括禁止被申請人向外國法院尋求針對小米產品的禁令救濟，禁止被申請人向外國法院請求裁決許可費率。而三星訴愛立信的禁令內容最為廣泛，除包含有禁止被申請人向外國法院尋求產品禁令、尋求裁決許可費率外，還包含有禁止被申請人向外國法院申請反禁訴令的內容，是禁訴令與反禁訴令的復合體。而從裁判依據和分析思路上看，上述三起案件均援引了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并基本遵循了知產行為保全規定第7條所確立的分析框架，即根據標準必要專利爭議的特性，在保留第7條第（2）項、第（3）項、第（4）項考量因素的基礎上，對不符合標準必要專利爭議特性的第（1）項考量因素未予直接適用，同時相應地增加了被申請人申請執行域外法院判決對于中國訴訟的影響、采取行為保全措施是否符合國際禮讓原則等考量因素。

三、對標準必要專利爭議適用禁訴令的檢視

禁訴令作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起訴權利、保障受訴法院對案件進行管轄和裁判的重要手段，在被申請人遵守禁訴令要求時，客觀上會有減少國際平行訴訟、避免司法裁判沖突的效果。但標準必要專利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若不能合理地把握禁訴令的簽發條件，也有可能造成禁訴令不為被申請人所遵守，甚至引起他國法院發布反禁訴令來進行對抗，加劇國際司法沖突的情況。

（一）禁訴令簽發標準的寬嚴之度

禁訴令涉及對一方當事人在其他國家或地區行使訴訟權利的干預，其針對的直接對象雖然是當事人，但其執行的結果卻會間接影響到外國法院對案件的管轄。因此，對在何種條件下簽發禁訴令，國內外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爭論，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不同法院所采納的標準也不盡一致。概括而言，傳統國際私法領域有關禁訴令的觀點，可以大致區分為以下兩類：一類是自由主義模式，一類則是嚴格主義模式。

推崇自由主義模式的觀點強調，在兩個國家的平行訴訟中，只要當事人和糾紛爭議點相同，且第一個糾紛爭議的解決就意味著第二個糾紛爭議的解決，就能頒發禁訴令。該種模式的內在邏輯在于，如果本國訴訟已然可以解決同一當事人在其他國家平行訴訟中的爭議，則當事人沒有必要繼續其他國家的平行訴訟，如此不僅可以協調國內外平行訴訟案件的關系，還可以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在該種模式下，有關本國法院是否是案件最合適的管轄法院、是否應對外國法院的管轄權給予國際禮讓，并不是需要給予高度關注的事項。與之相對，嚴格主義模式則強調，一國不應干預在外國進行的平行訴訟，只有經當事人申請并證明具備下列情形之一，法院才可以簽發禁訴令: （1）違反專屬管轄規定或排他性法院選擇協議而在外國法院提起訴訟的；（2）外國訴訟明顯違反本國重要公共政策的；（3）外國訴訟對本國訴訟構成無理困擾，其目的在于中止或癱瘓本國訴訟。在該種模式下，法院應保守并謹慎地簽發禁訴令，盡量減少對國際禮讓的損害。

當然，自由主義模式與嚴格主義模式只是對禁訴令頒發條件的大致區分，實踐中英美國家法院還總結出了非常具體的分析考量因素。在前述微軟訴摩托羅拉案等案件中，美國聯邦第九巡回法院認為，是否頒發禁訴令，應考慮以下4個要素：（1）首先確定國內外訴訟的當事人和爭議焦點是否一致；（2）確定在美國的訴訟對請求禁止的訴訟是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3）確定當事人是否證明了案件至少存在以下要素中的一項：①其他司法轄區的訴訟是否會阻礙在先訴訟地有關政策的實施；②在其他司法轄區進行的訴訟是否系濫訴或壓迫性訴訟；③是否威脅到了在先訴訟地法院對物或準對物管轄權；④訴訟程序是否損害了其他合理的對價；（4）評估該禁訴令對國際禮讓的影響是否是可容忍的。

在上述構成要件中，第（1）項和第（2）項為美國各巡回上訴法院所共同要求，而對第（4）項，各巡回上訴法院則存在不同的認識。保守派法院會要求申請人對禁訴令可能對國際禮讓產生的影響進行舉證證明，并僅在當事人所羅列的國內利益被法院認為遠超禁訴令對國際禮讓的影響時才會頒發禁訴令；相反，寬松派法院僅會對頒發禁訴令對國際禮讓的影響進行權衡，考慮該影響是否在可容忍的范疇之內。而可容忍本身具有一定的彈性，出于保護本國對案件管轄權的考慮，頒發禁令的法院有可能對可容忍的情形作相對狹隘的解釋。而當英國法院在無線星球訴華為案中確立可以裁決標準必要專利組合在全球的許可費率之后，更是推動著各國放寬頒發禁訴令的標準，以對抗此種擴張性管轄的做法。

（二）禁訴令制度的得失之辯

與不方便法院原則通過不行使管轄權，將案件交由更適合的法院審理以減少國際平行訴訟的作用方式不同，禁訴令制度通過強制一方當事人不得向他國法院提起訴訟，或強制當事人撤回在他國法院已經提起的訴訟，以主動作為的方式保障本國法院對案件的管轄權，進而消除平行訴訟可能引起的判決沖突、司法資源浪費等弊端。特別是當外國訴訟涉及本國法院專屬管轄事項，又或者外國法院裁決可能涉及本國主體在本國境內所獲利益時，如沒有禁訴令的保障，僅依靠傳統的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制度，可能并不會達到有效保障本國主體利益之效果，因此，禁訴令制度有其獨特的價值。特別是當禁訴令對象在本國擁有財產，或對本國市場有相當程度的依賴，愿意遵守禁訴令義務時，禁訴令就可能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但就當前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爭議而言，禁訴令的頒發似乎并沒有完全起到預期中的作用。有業內人士指出，近年來標準必要專利跨國平行訴訟呈現出的一大特點，即為請求法院裁判全球許可費率。許可談判的雙方都試圖尋求可能對自己作出最有利判決的法院裁判全球費率，結果導致訴訟請求相互重疊，甚至針鋒相對。而相互重疊甚至對抗的訴訟請求，又推動沖突從談判雙方之間上升到受理平行訴訟的不同國家法院之間，突出表現為受理平行訴訟案件的法院頻頻頒發禁訴令和反禁訴令，以確保各自受理案件的順利審理和裁判結果的執行。在標準必要專利領域愈演愈烈的禁訴令與反禁訴令大戰中，禁訴令不僅沒有減少和協調平行訴訟，反而引發不同國家法院之間出現對抗性裁判，使得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訴訟更趨復雜。

標準必要專利領域糾紛形勢的復雜化，是否又意味著禁訴令發揮著完全負面的作用，不能夠在標準必要專利領域中適用呢？對此也不能直接給予肯定的回答。之所以會發生禁訴令實際作用與預期作用相背離的現象，除受當事人對爭議走向判斷的影響外，與當事人訴請由一國法院裁決全球許可費率的做法也有著很大的關系。有觀點即認為，當雙方當事人達不成許可協議引發糾紛時，法院不能簡單地因為雙方談判的地域范圍為全球，就理所當然地認為可以裁判全球費率。雙方通過談判解決標準必要專利全球許可使用費問題，與談判失敗后可以由法院主動裁決全球費率以解決雙方糾紛并不是一回事。雙方協商達成全球許可協議屬于意思自治的范疇，但由于專利權具有地域性，英國法院在無線星球訴華為禁令救濟糾紛案中主動為雙方裁決全球費率，會涉及國家間的司法主權和國際禮讓問題。忽視或漠視考慮該因素，極有可能引發國家之間關于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管轄的沖突與爭奪。因此，禁訴令在標準必要專利爭議中仍有適用的空間和必要，但原則上應以一國法院對案件享有合適的管轄權為基礎，并考慮國際禮讓這一重要因素。

四、完善標準必要專利糾紛禁訴令制度的路徑

無線通信領域的標準必要專利紛爭迄今已有10余年的歷史，而有關許可費爭議的地域管轄、許可費計算方法、標準必要專利可否給予禁令救濟等問題仍未有定論?？梢灶A見，在通信領域標準制定和許可實施制度未有重大變革的情況下，國際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爭議和侵權訴訟交錯疊加的局面在短期內不大可能趨緩。在缺少禁訴令這種主動預防措施的情況下，僅依據外國平行訴訟不影響我國法院對案件實施管轄、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等制度，并不足以構筑起完備的標準必要專利爭議應對體系。同時，對禁訴令措施可能引起的效果，也應作充分和全面的評判，盡量避免因頒發禁訴令而使爭議更趨復雜化。為此，需要從標準必要專利爭議管轄、禁訴令頒發條件及相應保障措施等多個層面進行綜合考慮，以準確發揮禁訴令對推動標準必要專利爭議解決的作用。

（一）確立合理的標準必要專利爭議管轄規則

禁訴令的目的在于維護一國法院對案件的管轄權，保障本國訴訟中的一方當事人利益不因另一方當事人在外國法院的訴訟行為而遭受額外損害?；谝粐ㄔ翰荒芡ㄟ^頒發禁訴令的方式強迫一方當事人放棄其正當的管轄利益之原則，禁訴令的頒發原則上應以本國法院對案件享有專屬管轄權或協議管轄權，又或者本國法院對案件行使管轄權較外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更為合適為前提。對發生在一國境內的專利侵權行為，亦或者是專利許可行為，原則上應由該國法院來處理，其他國家的法院不宜行使管轄權。同時，在英美等國家積極擴張其管轄權，爭奪標準必要專利糾紛訴訟優選地的背景下，我國也不能抱持消極應對的態度，固守傳統的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原則。在當事人一方主動請求我國法院裁決全球許可費時，如確定我國同該許可事項之間具有聯系，申請方也愿意提供擔保并遵守有關約束機制的前提下，我國法院也可以通過行使積極管轄權，維護我國在標準必要專利領域的話語權，同時打破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市場失靈卻又缺乏系統性干預之局面。

（二）明確頒發禁訴令的審查因素和標準

如前所述，我國法院在標準必要專利爭議中審查評判禁訴令申請時，主要參考的是知產行為保全規定第7條。但該條規定主要針對的是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審查訴前或訴中停止侵權禁令申請時應予考量的因素，如果將侵權糾紛中頒發訴前或訴中禁令的某些考量因素，如第7條第（1）項規定的侵權可能性，不加區分地作為審查禁訴令申請時應考量的因素，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此，對禁訴令申請的審查，有必要參考第7條所列因素，并根據禁訴令的程序性特性加以修正。綜合我國既有實踐及國外做法，筆者認為在標準必要專利爭議中，禁訴令的頒發應綜合考量以下因素：（1）國內外訴訟的當事人和爭議焦點是否一致或存在關聯關系？（2）在中國的訴訟對請求禁止的外國訴訟是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3）被請求禁止的外國訴訟是否有以下情形：是否損害中國法院對案件的專屬管轄權或協議管轄權？是否屬于濫訴或壓迫性訴訟？是否會給中國訴訟的一方當事人造成額外的損害？（4）禁訴令是否會剝奪或嚴重影響被申請人的實體權益？（5）禁訴令對外國法院管轄權的影響是否在合理限度之內？如果對上述5項因素特別是前4項因素進行分析后均能得出支持作出禁訴令的決定，則可以考慮頒發禁訴令。

（三）完善申請禁訴令的擔保和約束機制

禁訴令的實施涉及對一方當事人在外國法院訴訟行為的干預或強制，會影響到其根據外國法所享有的程序性救濟權利。除有關外國法院訴訟系明顯濫訴或干擾性訴訟，又或者外國法院對案件明顯不享有管轄權等特定情形不需申請人提供擔保外，對中國法院和外國法院均享有管轄權的案件，特別是涉及中國法院行使積極管轄權的案件，可以要求作為申請人的標準實施者提供相應的擔保。在擔保金額和擔保方式上，考慮到標準必要專利訴訟的國際性和長周期性，可以由標準實施者先提供初步的擔保。該初步擔保的金額可以參考權利人的報價和標準實施者的反報價來綜合確定，以偏向權利人提出的報價為宜，譬如可以一個短周期內（如一個月）按權利人報價計算的應付許可費為準。在權利人遵守禁訴令的情況下，在該短周期屆滿前可以要求標準實施者持續追加擔保；如若權利人未遵守禁訴令或有其他拖延程序的行為，則免除或延緩標準實施者追加擔保的義務。此種在權利人遵守禁訴令義務期間不斷追加擔保的機制設計，對爭議雙方均構成約束，有助于推動許可費爭議的盡早解決。